应聘的人还是很多的，连张謇这样的社会名流对此也很感兴趣，毕竟让居者有其屋这种理想，还是很能刺激这些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的。

张謇专门写信给杨潮，表示他现在不当官了，愿意身兼这个公屋的大房东。他还询问是否可以捐款，他愿意捐助一百万两。

杨潮拒绝了张謇，张謇的道德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有一个比张謇更合适的。

“就启超公吧。”

杨潮从一份份社会贤达的来信中选择了一个大名士梁启超。

之所以选他，不是因为梁启超的名气，而是杨潮想到梁启超的儿子了，梁思成先生可是著名的设计师啊，收了他老爹，还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梁思成还跑得了？这么一个大建筑师坐镇，日后寒士公屋总设计师都有了。

作为革新人士，梁启超很长一段时间都确信中国的未来出路是学习西方，可是世界大战结束后，他去了一趟欧洲，发现西方社会许多的问题和弊端。于是认定西方文明已经破产，转而主张光大传统文化，用东方的“固有文明”来“拯救世界”。

其实就是因为看到欧洲战争对社会道德的破坏，认为欧洲社会中的海盗、强盗道德不是人类的未来，经过深思开始寻求从中国传统道德中找到社会的出路。

医者有其医，耕者有其田，居者有其屋，老有所养，幼有所依，等等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其中的精髓，杨潮搞公屋计划，让梁启超十分认同，感觉这就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实践，虽然已经退出政坛，但是做这种社会实践对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，总好过无病呻吟的写几篇文章换几个稿费对生命来的有意义。

不过他没想到他真的被聘用了，杨潮很快就给他发了电报，邀请他立刻来上海就职。

梁启超此时在清华研究会，即刻辞职，赶往上海，跟杨潮会面。

杨潮跟梁启超一番交流，向他介绍了公屋的模式，梁启超很容易就弄明白了，他也是走遍世界的人物，对美国这种非盈利性机构的模式还是很欣赏的，不过杨潮向他强调了信用的重要，让他务必要重视财政问题。

这些梁启超不懂，但是有大批懂的人帮他做事，工程师、设计师和审计人员，上海这里都不缺，所以将公屋的总部放在上海是十分合适的，梁启超只是一个决策者，对这种非营利性机构，决策者的个人道德至关重要，在维持运转的情况下，最大的提高公屋的社会效益，而是过多的考虑经济效益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“梁先生见谅，工资低了些，又是您的身份。”

谈完后，杨潮开玩笑道。

梁启超笑道：“挺好，管吃挂住否？”

杨潮笑道：“管！”

接着将所有的文件交给梁启超，包括任命他为总董的文件，除了他还有十八个副董，负责每一个省的公屋项目，杨潮让张謇在山东和江苏选一个地方，张謇思量后选择了山东，其他各省也都由当地名望之辈担任，而且基本上都是传统人士。

就这样一个，传统富有传统道德良知的一批士绅人士，组成了公屋的管理阶层。

当然也不是光有道德就可以，像梁启超这样的政治人物，他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是不会差的，加上巨大的社会影响力，会给这个项目注入新的信用。其他的副董，也大都是张謇这样的人物，至少证明过他们的管理能力，而不单单是名士就行。

这么大规模的建设，对市场而言，是一个巨大的利好，资本家才不管什么社会效益呢，他们很清楚钢材要涨价了，水泥要涨价了，建材要涨价了，于是相应股票大涨。

但这都是虚的，只要一天订单没有下去，实体经济就无法滚动起来。

于是杨潮抓的很紧，工程师已经进驻各地，一项项数据正在收集上来，设计师也开始根据这些数据设计建筑方案，两个月之后在上海、和山东的大城市建设就将率先开展起来。

不过建设还没有开始，订单还没有出来，已经有一群资本家如同闻到腥味的饿狼一样，想尽办法开始图谋这个大蛋糕了，甚至李富安都亲自来找杨潮游说了一次，他想将公屋的钢筋订单交给东北的钢铁厂。(未完待续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