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廷命官一般年余也有休沐，作为江阴县令，张大安捞个长假也不成问题。就算是回转老家过年，也不是不可以商量，只是如今张氏有了些许变化，张公谨已然不是和城北徐公比美，而是和“湖北诸公”比美，这就没必要回去凑热闹了。

在江阴过年，也不是没有便利好处，至少在南宗这里混了脸熟，他张三郎尽管是江阴县令，可面子不输给杭州州府。

说到底，江湖朝堂，吃饼的老铁们还是得看谁来分饼。谁来分怎么分分多少，决定了谁的嗓门大谁的嗓门小。

如果只看账面，杭州有户三万，丁口十五六万，江阴也就是十分之一的光景，比什么比？还不是被按在地上摩擦？

但实际肯定不是这么算的，聚集在江阴的实际有效人口，怎么可能就万儿八千撑死两万？哪怕是杭州本身，因为传统的经济结构，导致其黑户隐户的比例比北方还要高得多。

加上民间还有各种隐性歧视的人口，比如“胥民”“船家”“山獠”，这就使得杭州这个“东南名郡”实际上的常住人口数量还要增加不少。

如果杭州真的只有账面上那点人，按照杭州聚集的权贵富豪数量，根本没办法供养。杭州又不是洛阳长安，可以聚天下财货于一处。既然不能靠行政手段，那毫无疑问想要供养杭州这种东南都会的富贵数量，只能通过更多的人口更多的源头。

并且伴随造船技术的不断提升，强行扭转的海上贸易，使得东南沿海的财路得到极大扩张，人口压力也得到了一定的释放。这就使得以杭州为代表的江东名胜，其实际的常住人口数量，早已远远超出了朝廷的估计。

但事情不可能只有好的一面，没有坏的一面。财路打开的同时，竞争的激烈程度自然也不断增加，海上沉浮的特点就是“自由”，换句话来说，就是“无序”。而南朝遗族以及隋唐以来敕封的北地名宿，对建立“秩序”是没有概念的，当他们从外地买来海船之后，本以为会是一场“纵横四海”的酣畅淋漓。

然而万万没想到，东风、民兵、白杨这三个名字一出，连海水的画风都变了。

“无序”变得“有序”，“混乱”变得“安稳”，对普通的水手船员力夫而言，这是好事，至少被人“黑吃黑”这种事情，其概率在降低。

可这种情况落在江东世族眼中，就是五味杂陈，因为这首先说明了一个问题，海上沉浮制定规则建立秩序的人，不是他们，而是别人。

制定规则掌握规则的一方，怎么可能是普通玩家？不是g就是开挂，这让江东世族何其难受。

原本也不是没有东南豪族想出办法去掣肘“东风”、“民兵”还有“白杨”，比如说严格控制补给，不管是粮食、船舶、人口，都做到隔绝海外，那么，长此以往，这些莫名其妙冒出来的规则制定者，也会不战自败。

可惜，这些奇葩不但在海外开拓空间，开辟了种植园和耕地，本身还有十分明显的大本营。

这个大本营，就是围绕扬子江口来经营的。

而江阴又因为骨干人员来源的特殊性，导致了江阴成为大本营中的大本营，也就使得原本账面几千户的县城，实际上蓄纳的人口，已经超出了三十万，接近四十万。

自常熟至江阴这一片广大平原，不但是粮仓，更是生产基地，还是贸易中心。

于是哪怕张大安作为江阴县令什么事情都不干，社会自然调解出来的“劝课农桑”“人丁兴旺”，都能让他干坐着就考绩中上。

而又因为张大安家族属性的特殊性，一个江阴县令原本能耐大概就只是“作威作福”，但作为生产基地和贸易中心的县令，那就不可等同视之。张大安哪怕只是修个江堤，其影响到的各行各业人口，就已经超过了“东南名郡”各等官长。